就在不久前，紐約時報專訪大陸作家閻連科，訪問者提到2016年是文革50週年，毛澤東逝世40年，大陸官方媒體卻集體噤聲的問題時，閻連科是這麼回答的：「這就是中國的的複雜之處。既不能一味地討論文革，也不能一味地討論毛澤東怎樣怎樣……每一個討論都有可能把中國推到另外一個方向。這正反映了中國在方向上的矛盾、糾結和猶豫。」
接著他陳述中國的知識分子，如何在壓力之下，說出他們的意向：「如果你生活在中國，其實能看到在民間有股巨大的力量在牽制著一些非常上層的思想。你可能看到民間的巨大力量會推動社會往前走，無論多麼緩慢，這個力量不會消退。你不讓我談文革，那麼我可以談老舍的死。借助老舍，通過解讀老舍，去表達對中國的認識……」
中國之外的人們有時會誤解，這個極度資本主義化的社會主義國家，面對越來越收緊的言論控制，知識分子是否都失去他們說真話的勇氣──其實沒有，他們用的是我們一時片刻無法直接理解的方式言說。
這個脈絡底下，我們翻開2016年的華文創作，也可見端倪。我們看到賈平凹的《極花》，借農村拐賣婦女的問題，呈現大陸農村體系的崩潰──而國家積極的展開市鎮化。我們看見方方的《軟埋》，以驚懼解離狀態的失憶女子丁子桃重談五○年代「土改」的暴力，寓意人們不再追問或寫下紀錄的兩種狀態。我們也看到郝景芳出手〈北京折疊〉這一個以階級世界、展示科幻即是現實的力作，然後，我們來到了路內的《慈悲》。
路內是誰？這位以《慈悲》拿下2015「華語文學傳媒大獎──年度小說家」，被譽為大陸七○後最具創作力的作家，本來與文學並不相關，他的父親是工人，他出身技校，自19歲起輾轉在蘇州、上海、重慶幾個大城市的工廠工作，輪迴在失業、找工作當中，換來不計其數的工作經歷。日後展開的文學創作裡，工人與工人生活成了他作品的創作源頭。寫過幾本磚頭式、屬於他自己的工人生活後，2015年他著手寫下由他父輩經歷過的生命歷程，完成了這本橫跨50年歲月，卻僅僅有12萬字的菜刀式小說。
說是「菜刀」，這本語言極為素樸的小說，卻絕不單薄。他以節制的態度，寫下水生工人生涯與小鎮工業發展史，用以折射出大時代環境的變化。或者不如說，主角的人生就是中國大陸50年的縮影。
水生失去父母的荒年，影射大躍進之後的饑荒年代，那些被綑綁於土地上農民的出逃；文革時期，同師傅的根生因用腳踢「閥門」，遭私刑惡打一頓，廢了一條腿後，以「破壞生產罪」入獄十年。到了國營改企的年代，由告密者發跡，一路攀升的宿小東，以極低微的價格，將苯酚場轉手賣給自己，轉身成為董事長。這些以水生為主，延伸至他周遭人物的種種故事，呈現出人們的苦難。這苦難來自領袖莫名的亢奮，莫名的政治清算；來自小民為了自保與求生的卑微；還來自工業發展底下，人們認命的罹癌逝去。
至此，讀者可不要誤會，誤會奠基於這細節上的，是本灰色而陰暗的小說。毋寧說，作者的敘事調子是相當明快的，這表現在以精簡而幾乎無形容詞的語言風格；顯現在時而展現幽默的情節。比如，當水生喊了師傅爸爸後，才得知師傅並未跟女兒說過婚事；以及幫工廠工人爭取補助的對話場面。有時，作者會以翻轉情節的方式展開諷刺。如，另一個告密者王德發，告密過頭了，反而被下放；或是苯酚廠長的貪汙被捕改變水生被降級的情勢。
小說收尾的情節，也凸顯了這個效果。被迫離開的水生與鄧思賢，憑著造廠的技術，指導附近紛紛成立的苯酚廠，而幾乎扳倒宿小東侵佔工廠的復仇。這些情節的推進，型塑了「只要活著，終究會有好事發生」悲涼的喜劇旋律。儘管如此，路內也沒有昧於事實的以皆大歡喜的場面做結，對於宿小東這種人物而言，他的生意早就轉移到如假廟等其他領域，苯酚工廠只是可有可無的生意。水生他們到底是出了口氣，卻也起不了多大的用處。
我們選擇這部作品推薦，不僅只在於它是本優秀的小說，它更深刻的意義在於捕捉到中國人在七○年代後的精神面貌。《慈悲》出版後，經常有人拿它與余華的經典作品《活著》進行對照，論者們認為，余華以「好死不如賴活」定義了五○年代，人們對於生存的註解。路內無疑是個接棒者，他在《慈悲》當中，以父親對水生說的話，高度概括轉變之後的中國，人們處世奉行的原則。
「水生，走過去，不要看他。」在小說裡出現了兩幕，那是在與父親出逃的路上，水生驚懼的兩個人──一個倒在路邊發腫，一個近似瘋狂，手上拿著無肉的白骨揮舞的男人。
「走過去，不要看他」可以有兩種解釋，一是意味放下過去，不要理睬回顧，逕往前走的無視；另一種則是—對苦難的不忍注視的悲憫。
我推測，想在《慈悲》中展示「中國人式的善良」的路內，心中所想可能接近後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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