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信教虔誠的母親發現珍奈的第一樁同性戀情，判定這是魔鬼附身，逼迫她接受教會可怖的矯正儀式。之後，第二樁同性戀情來到，這次，她決定離家求生。向母親告別時，她說：「我跟她在一起的時候很快樂。」母親的回答是：「你可以正常的話，何必要快樂呢？」

這兩個事件決定了這位拉子女作家的文學生命。比起「正常」，她更想要的是快樂、激越、自由的人生，即使那必須面對許多質疑、傷害。而唯有在自身內裡建造一處可供憑依、儲滿能量的空間，才可能掙脫破碎的擁抱，從地獄回來。而統合以上兩者的，即是書寫。而以書寫為表現方式的生命，其核心為愛，愛是誠實的。

珍奈時時回顧童年，認為那是心靈之所以打死結、重蹈覆轍的根源。「家」如此不完滿，是致命傷，同時也是驅動力。她為了獲取快樂，得堅強，得奮鬥。同時，得發明另一家「家」。「對我而言，書就是家。不是書本構築一個家——它們就是家。翻開書，如同打開門，進入其中。」以書為家，對於珍奈來說，最大意義並非庇護：「這不是藏身之處，這是探尋之地。」

和母親溫特森太太相處不佳的珍奈，其實是領養回來的孩子。後來，她一次次地試圖突破體制與法律的障礙，找到生母。一開始，生母似乎比養母更開明，例如以她寫作出書為傲、能接受同志身分等等。珍奈當然非常高興。可是，這並不表示對於溫特森太太的否定，那些愛的匱乏與折磨，其實提供了不一樣的東西，變成了寫作的底蘊。而珍奈呢，也在和生母第三次見面時大吵，發現不一定真那麼處得來。書中對於這些情感轉折，自剖細膩，勇於面對。好作家往往提供的不是童話故事，對讀者殘忍，也對自己不放鬆——人生不是芭樂片，不是找到親生媽媽就會突然綻放幸福光芒到永遠。

珍奈．溫特森擅長製作鮮活的比喻，輔以略帶諷刺、充滿自省的筆調，讓讀她的小說或者散文，都非常暢快，且富於啟發性。尤其對於我這樣一個寫詩的讀者來說，她對於詩如此信賴，深深打動我：「當有人說詩是一種奢侈，一種選項，或說詩只屬於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，或說詩無用……（中略）……我都懷疑說那話的人想必活得一帆風順。艱困的人生需要艱困的語言——詩正是艱困的語言。那也正是文學所能提供的——一種強大的語言，足以道出人生何以艱困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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