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【特別專題】《罪行》作者費迪南．馮．席拉赫談祖父
「你就是你」
為何我無法回答關於我祖父的問題
(c) Ferdinand von Schirach 原載於DER SPIEGEL 36/2011 姬健梅．譯
〈簡介〉 費迪南．馮．席拉赫現年四十八歲，在柏林擔任刑事辯護律師，著有兩本故事集（《罪行》和《罪咎》），均為國際暢銷書。首部長篇小說作品《誰無罪》，書中敘述一樁謀殺案，一名義大利模具工人殺死了德國大實業家。年輕律師接下了辯護工作，而被害人竟是他摯友的祖父。他也發現那位長輩必須為戰時槍斃義大利游擊隊一事負責。不過，這本小說的真正主題在於德國人的第二重罪過，是戰後司法界在處理納粹犯行時的醜聞。馮．席拉赫提出一個問題：孫輩這一代的人該如何面對祖父輩的罪過？他自己的祖父巴度爾．馮．席拉赫在一九三一年擔任納粹的青年軍領袖，一九四一年起擔任第三帝國的維也納總督，負責驅逐維也納的猶太人。一九四六年，在紐倫堡大審中，他由於違反人性的罪行而被判處二十年徒刑。巴度爾．馮．席拉赫於一九七四年死亡。
〈正文〉
我祖父出獄時，我是個小男孩。當年我兩歲。我們家住在慕尼黑的史瓦賓區，在一棟建於十八世紀的漂亮屋子裡，屋上爬滿長春藤和野葡萄藤。走道有點歪斜，石板有幾塊已碎裂，入口的門卡住了。深綠色的大門通往外面的鋪石道路，屋後是一片由玫瑰花叢構成的迷宮，還有一座噴泉，有一尊裸體的愛神雕像，手裡只剩下一把弓，那支箭已經不見了。 我不記得祖父被釋放的事。我所知道的一切都來自別人的述說，來自照片和影片。我父親和他的兄弟駕一部黑色的汽車去監獄門口接他，監獄門前是媒體特別為了這一天而搭建的看台。父親穿著一套合身的深色西裝，很年輕，很侷促。我祖父很瘦。再來是攝自慕尼黑我們家院子裡的畫面：出版界名人亨利．南恩（注1）坐在他旁邊，在院子裡的舊鐵椅上，進行頭幾次長篇訪談。我們一家人遠遠地站在後面的栗子樹下。祖父說得很慢，帶著一種奇怪的口音：威瑪一帶的口音。如果去聽那個時代的訪談，你會為了這些人竟然也操著方言而皺眉頭──納粹德國軍備部長施佩爾（注2）說的是巴登州方言。當時大家都說我祖父「出口成章」，但那根本是胡扯：記者問的問題是事先講好的，他已經把答案練熟了。我祖父說的話沒有一句是我能夠理解的。 我四歲時，我們搬到斯圖加特附近，住進我母親的娘家。不久之後，我祖父也搬了過來。我們住在一座公園裡，是我外曾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建造的：一棵棵高大的老樹、一棟有列柱和露天台階的屋子、幾座池塘、一個苗圃。父親和我一起去釣魚，也帶我去打獵。那是個自成天地的世界。大多數時候我都是一個人。我仍然不曉得這個祖父是什麼人。他收集了很多手杖，有些手杖裡嵌著烈酒酒瓶或是時鐘，一支手杖裡藏了一把鈍頭劍，另一支看起來像是童話故事裡小矮人穆克的魔法手杖。 每天我們都會散步到公園外的一個小書報攤去。他必須慢慢地走，他有一隻眼睛在坐牢期間幾乎瞎掉，視網膜剝離。有時候街道上會有人跟他攀談，但我不喜歡那樣。我們每天都玩九子棋，每次他都用同樣的招數贏我。後來我想了很久，終於明白他是怎麼贏的。在那之後，他就不再跟我玩了，當時我大概五、六歲。在我們家，大人不太和小孩子說話。那樣也有好處：我們不受打擾，活在小孩自己的世界裡。然而某種東西圍繞著我，某種我無法解釋的東西。我和當地的孩子以不同的方式成長，我跟他們幾乎沒有接觸。那些事物對我始終很陌生，而我始終沒辦法感到自在。這種感覺我無法向任何人訴說，也許這種事小孩子從來就說不出口。 在家裡，沒有人會說「監獄」，提到時就只用地名「施潘道」（注3）來稱呼。可是有一次，我聽見一個訪客說我祖父被關了很久。那令我很興奮，因為我讀過一本關於海盜德雷克爵士（注4）的書。我很崇拜德雷克，而他常常被囚禁。我去問母親，祖父做了些什麼。我不記得她說了什麼，那是一番很長的解釋，淨是我不懂的字眼，但我還記得她的聲音跟平常很不同。事情想必很糟，我心想，也許是個詛咒，就像在童話故事裡那樣。 他突然走了，沒有跟我道別。過了很久以後，我才得知他想要獨自生活。他搬到摩澤爾河畔一間小型膳宿公寓去。在牢房裡生活了二十年之後，他大概很難面對一切。他死前不久，我還在那裡再見過他一次。那一天讓我感興趣的是那條河流和山坡上的葡萄園，還有一頭驢子，牠不停地齜牙咧嘴。我祖父是個我不認識的老人，戴著一片眼罩。我想不起來那天他到底有沒有跟我說話。他囑咐在他的墓碑上寫著：「我是你們當中一員。」很可怕的一句話。 十歲時，我進了一間由耶穌會教士所創辦的寄宿學校。當然我年紀還太小，但也勉強能夠適應，因為我們的年紀全都太小。我們拿到郵局存摺，裡面存著我們的零用錢，一個月四馬克。每個月的頭一個星期一，神父把存摺交給我們，我們就去郵局領錢。每一次都大排長龍，郵局職員當時還用手寫的方式登記金額。第三次還是第四次的時候，他打個手勢叫我到前面去。他說他認識我祖父，說時眼睛閃閃發亮。他說從今以後我可以不必排隊，直接去找他。我跑開了。那天下午，一位神父試著向我解釋什麼是納粹主義，我祖父做了什麼，還有他為什麼坐牢。事情還是令人迷惑，聽起來像《魔戒》作者托爾金筆下的故事，充滿奇異的生物。 十二歲時，我頭一次明白了他是誰。歷史課本裡有一張他的相片：「帝國青年軍領袖巴度爾．馮．席拉赫」。那幾個字仍歷歷在目：我的姓氏果真出現在教科書裡。在另一頁上有一張克勞斯．馮．史陶芬堡（注5）的照片，下面寫著：「反抗運動鬥士」。「鬥士」聽起來好聽得多。我旁邊就坐著一個史陶芬堡家族的小孩，跟我一樣是孫子輩，我們至今都還是朋友。當時他知道的也不比我多。 又過了一段時間，課堂上才講到納粹主義。當時我們那一屆也有一個男孩出身施佩爾家族，另一個來自里賓特洛普（注6）家族，還有一個出身呂尼克（注7）家族。戰犯和反抗者的後代，全都坐在同一間教室裡。我第一次深深愛上的女孩是維茨勒本（注8）家族的人。彷彿歷史是一回事，我的人生又完全是另一回事。 之後，我能夠在家裡跟每一個家人談論那個時代。沒有祕密──有這樣一個姓氏的唯一好處或許是什麼事都隱瞞不了。我們不斷地討論，一個叔叔後來寫了一本談我祖父的書。我始終不明白祖父何以成為那樣的人。他哥哥卡爾在羅斯萊本就讀寄宿學校時自殺，死時十八歲。據說他承受不了德皇退位一事，但他死時，桌上攤放著一本佛祖語錄。他姊姊羅莎琳德後來成了歌劇女高音。他父親是「威瑪劇院」的總監，他母親是美國人。我有一張她的相片，一個美麗的女子，頸子修長。她的祖先搭乘「五月花號」移民美國，一位先祖是「美國獨立宣言」的簽署人之一，另一位曾任賓州州長。席拉赫家族裡出過法官、歷史學家、科學家和出版家，大多數在政府任職，四百年來這個家族的人都寫書。我祖父就在這個上流階級的世界裡長大，一個備受呵護的柔弱孩子。幼年的相片裡，他看起來像個女孩，五歲以前他只會說英語。他十七歲時認識希特勒，十八歲加入了納粹黨。一個早晨在慕尼黑「英國花園」騎馬兜風的大學生，何以會傾心於那種空洞刺耳的辭藻？那些粗暴之徒、剃光的粗壯後頸和地下室的啤酒屋為何會吸引他？他愛在文章裡提起歌德，請作曲家理查．史特勞斯當自己兒子的教父，為何竟沒有在納粹焚書之際就明白自己跟野蠻人站到了同一邊？因為他野心太大？個性太不穩定？太年輕？而這又到底有何重要？據說他說的最後一句話是：「我是怎麼了？」一個好問題，可是沒有答案。 後來我上大學時，讀遍了有關「紐倫堡大審」的文獻，試圖理解那個時代的運作機制。然而，當事情涉及自己的祖父，歷史學家所嘗試提出的解釋毫無用處。他去「維也納歌劇院」坐的是自己的包廂，儼然是所謂的「文化人」，同時他卻下令封鎖火車總站，以便把猶太人運走。一九四三年，他在波森聽過祕密警察頭子希姆勒（注9）關於殺死猶太人的祕密談話，他毫無疑問知道他們遭到殺害。 別人向我提起他的次數多得數不清，以你想得到的各種方式：坦率、無禮、憤怒、欽佩、同情、激動。有人威脅要殺我，更糟的事也有，有時令人難以承受。然而，當我想起維也納，這一切都變得無所謂，變得無足輕重。如今在針對我的新書《誰無罪》所做的訪談中，我又被問起他的事。對方想知道如果不是冠著這個姓氏，我的人生是否會有所不同？我是否會選擇不同的職業？我是不是因為他的緣故而探討罪責？這類問題想來無可避免。那些記者維持著禮貌，但也覺得我的態度有點奇怪：只要我認為採訪過於偏重在我祖父身上，我就會拒絕接受採訪。他們覺得我在迴避，而他們這樣想也沒有錯。那些問題我無法回答：我並不真的認識他，什麼也無法問他，而且我不了解他。所以我寫了這篇文章。這是我頭一次寫他，也將是最後一次。 在法庭上，罪行受到調查，法官審查犯行是否確實係被告所為，然後裁量他的罪責。大多數被判刑的人跟我們並沒有太大的差別，他們一時失足，脫離了正常的社會，以為自己的人生走投無路。一個人會成為犯案者還是被害人，往往只是出於巧合。情殺與自殺常只有一線之隔。 我祖父所做的事卻完全不同。他的罪行有組織、有計畫，冷血，而且精確。那些罪行是在書桌上計畫出來的，有相關的備忘錄和商談紀錄，而他一再做出了抉擇。當時他說，把猶太人從維也納運走是他對歐洲文化的貢獻。在他說過這種話之後，任何更進一步的問題、任何心理分析都是多餘。有時候，一個人的罪過太大，以致其餘的一切都變得無足輕重。當然，當時的政府本身就是個犯罪的政府，然而這無法替像他這樣的人脫罪，因為這個政府是他們創造出來的。我祖父並非撕破了文明的薄薄外衣，他的抉擇並非出於厄運、出於巧合、出於大意。在當今的刑事訴訟中，我們會問：被告是否自覺到他所做的事？是否還能理解他所做的事？是否還能夠分辨對錯？在我祖父身上，這些問題都很快就有了答案。他的罪過特別沉重：他來自一個幾百年來都肩負著責任的家族，有幸福的童年，受過良好的教育，世界為他敞開，他很容易就能選擇另一種人生。他並非無辜地犯下罪過。到最後，一個人的生活背景也決定了他罪過的深淺。 我祖父的罪過是我祖父的罪過。聯邦法院說：罪過乃是能歸咎於一個人本身的事。沒有株連家族這回事，也沒有遺傳的罪過，每個人都有權擁有自己的人生。在我的書裡，我寫的不是他，也不是他那一代的人。關於他們，除了那些已經被說過幾千遍、探究過幾千遍的事情之外，我一無所知。我對當今的世界更感興趣。我寫的是戰後的司法界，是做出無情判決的聯邦德國法院，寫的是那些法官，他們對納粹凶手所犯的每一樁謀殺只判處五分鐘的徒刑。這本書寫的是我們的政府所犯的罪行，寫的是復仇、罪責，還有那些我們如今仍舊失敗之處。我們自認為很安全，但事情正好相反：我們可能會再度失去自由，從而失去一切。如今這是我們的人生，也是我們的責任。
在這本書的末尾，那個納粹的孫女問年輕的辯護律師：「我也算在那裡頭嗎？」他說：「你就是你。」對於涉及我祖父的那些問題，這是我唯一的回答。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得到這個答案。
注1：Henri Nannen，1913-1996，德國出版界知名人士，擔任《明星週刊》發行人兼主編數十年之久。
注2：Albert Speer，1905-1981，希特勒御用建築師，納粹德國之軍備部長。戰後於紐倫堡大審中被判處二十年徒刑。
注3：Spandau位於柏林，二戰後盟軍囚禁戰犯的軍事監獄。
注4：Sir Francis Drake，1540-1596，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一世在位期間的海上探險家及航海家，西班牙人視之為海盜。
注5：Claus von
Stauffenberg，1907-1944，出身貴族的德國軍官，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密謀行刺希特勒的主要人物，失敗後被處決。在以該事件為主題所拍攝的電影《行動代號：華爾奇麗雅》中由湯姆克魯斯飾演。
注6：Joachim Ribbentrop，1893-1946，納粹德國外交部長，戰後於紐倫堡大審中被判處死刑。
注7：Ferdinand von Lüninck，1888-1944，出身貴族的德國軍官與政治人物，因涉及一九四四年刺殺希特勒的事件而遭到處決。
注8：Erwin von Witzleben，1881-1944，出身貴族的德軍元帥，因參與一九四四年刺殺希特勒之舉而被處決。
注9：Heinrich Himmler，1900-1945，納粹黨衛軍首領，祕密警察頭子，1945年遭盟軍逮捕後自殺身亡。...more
|
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