謝謝大家
一年多來，我的身體日益衰退，為了保住工作，我不斷絞盡腦汁。然而，我終於虛弱到無法從袋子裡拿出電腦，不得不請同事幫我把電腦拿出來，放在我的膝上、幫我打開。
我的手指原本靈活得像芭蕾仙子，可在鍵盤上翩翩起舞，現在已扭曲、笨拙。我那發紅的小指甚至搆不到「P」，我只能盯著鍵盤，一個字母、一個字母慢慢敲。我開始懷念趕截稿日那十萬火急的日子。或者，我該說，我希望有更多要趕的稿子可以寫。
沒多久，我只剩六根指頭還可使喚。我在法庭上敲打鍵盤時，手指還不時抽搐。我心神不寧：我的表現能符合報社的期待嗎？這年頭報業很不景氣，我這個殘廢的人卻在報社占了一個位置，讓雙手健全的人不能進來。
我常夜不成眠，擔心自己的表現。我不再是個頂尖的記者。我漸漸害怕這個我原本熱愛的工作。但我怎能辭職？多年來，我以新聞工作者自居，失去這份工作，我也就失去一部分的自我。
再說，錢的事怎麼辦？我還有遠大的計畫要做，沒有工作，沒有收入，要怎麼做？說實在的，少了我這一份收入，我甚至不知道家裡每個月的開支會不會出問題。
就在此時，摯友南希對我伸出援手。她總是我的及時雨。南希在奧蘭多佛羅里達律師基金會公關部門工作。她想，像我這樣的工作者生了重病，
應該可依照法律條款申請補助。她建議在當地找幾個律師諮詢此事。約翰和史蒂芬妮也為我解釋《美國殘疾人法案》，告訴我可以先請病假。
報社人力資源部的確曾發一些資料。我瞄了一下就塞進抽屜，不曾再看過。約翰仔細看了這些資料，發現報社已為員工投保壽險。如果員工得了不治之症，將可先提領給付的七成。不只提早，現在就可提領。育空，我來了！
在正式離職前，我不曾跟同事說起這事，只是埋頭苦幹。我甚至比以前更認真，證明我的工作表現和以前一樣好。
有一陣子，我還感覺自己效率十足，不但充滿幹勁，依舊樂在工作。我不禁懷疑：真的有必要離職嗎？也許我還能繼續工作？
不久，我就從樓梯上摔下來。
我才從檢察官辦公室走出來準備下樓，沒想到腳軟了。我就這麼摔下去，手臂絲毫沒有阻擋的氣力，一直摔到樓梯最下面。
有人扶我起來，發現我的左腳流血了，說道：「你得去看醫生。」
「噢，不用了，」我說：「我還有一個重要的訪談。我已經遲到了。」
與我有約的是首席檢察官。他對我的報導向來興趣缺缺。我走進他的辦公室時，他還是像以前一樣，冷冷的看著我，一副「有話快說，沒事就快請吧」的表情。
接著，他看到我的腳。「你受傷了嗎？你受傷了！我們下次再談吧。」
我心知肚明：沒有下次了。我絕不可能再像今天這麼勇敢。
「沒關係，」我說：「現在談吧。」
這時，我的電話響起。我的編輯問我：「你是有什麼毛病啊？」
「打電話給我的律師吧，他會向你解釋。」我說。
我不是故意這麼魯莽，我只能這麼說。我沒法在這節骨眼說出「漸凍人症」幾個字，絕對不能在首席檢察官面前落淚。
我是如此熱愛我的工作，但又不得不對自己承認：那已成過去。
我在八月中請了病假。半個月後，得知佛州律師協會將頒獎給我，表揚我在發布即時訊息和網頁更新的努力。對一個法庭記者來說，這真是莫大的榮耀。
頒獎典禮將在隆重的餐宴中舉行，出席的人包括記者同業、律師與佛羅里達高等法院的法官。我的主管莫薛拉希望我出席，他認為獲獎一事對我自己和報社都有重大意義。
但頒獎地點在佛州首府塔拉哈西，離我家足足有八百公里。我無法開車。由於沒有人幫忙查看我在報社的電子郵件，我到最後一刻才知道此事，不能早做安排。
如果搭飛機來回，機票將高達七百美元。我負擔不了這樣的交通費，而且我不會再回到報社了，也不能申請差旅費。我決定搭巴士。
我告訴主管：「請找一位同事幫忙報導這次的新聞。我會自己想辦法去塔拉哈西。」
出國的時候，我常在當地搭巴士，但還沒在美國本土搭過灰狗巴士。我告訴自己，又有何妨？就當作是探險吧。
結果，這一坐就是八個小時，坐到我屁股痛。有四個小時，坐我對面的是一支重金屬樂團。他們不斷打行動電話向經理抱怨：為什麼讓他們坐這樣的爛巴士。
這巴士還真不是普通的爛。
有一站停靠時，我下車走走，回來的時候，幾乎走不上巴士階梯。重金屬樂團的一個傢伙說：「老天，她真是弱不禁風。」
這趟巴士坐得我頭暈眼花。唉喲， 我到底在想什麼？
我在頒獎典禮那天風塵僕僕的抵達塔拉哈西。晚上，我穿了件耀眼奪目的禮服，化好妝，戴上我最喜歡的項鍊。只可惜，我不得不穿平底鞋。上回在法院從樓梯上摔下來，摔斷了我的鎖骨。我明白我不能再穿高跟鞋了。
典禮在市政廳頂樓舉行，四周是玻璃帷幕，可以三百六十度鳥瞰首府風光。典禮在黃昏舉行?一天當中，我最喜愛這個時光。很多重要人士都來了，包括高等法院的法官。
我本來神色鎮定，沒想到我的一個朋友尼爾在介紹我的時候，吐露我這一年來的經歷，包括坐長途巴士來到這裡，讓我不由得飆淚。我走到台上時，耳邊響起如雷的掌聲。我轉過身來，面對大家，才發現所有的人都站起來向我鼓掌致敬。
我心中百感交集。
我已記不得我的得獎感言，只記得說了這四個字：「謝謝大家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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